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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选票终结攫夺型威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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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4-30 07:20 PM |只看该作者 |倒序浏览

潘永强

【选战评论】

大选离投票日尚有一周，除了艺文界、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精英现身支持政党轮替，企业家也陆续有人表态。大马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、上市公司速柏玛（Supermx，全球第三大手套业者）执行主席郑金森，都公开力挺两线政治，要求政治改革。他们传达的讯息，以及企业界的动向，值得社会重视。

以往倾向在野党的商界人士，多是处在经济夹缝和受到边缘化的中小生意业者，大型华商资本过去大多是国阵体制的既得利益者，保守拒变，追求稳定。

随着营商环境恶质化和国家竞争力的崩败，民营企业界日益感受到政治改革的气候，逐渐加入推动民主化的行列。

大资本企业家敢于公开宣示政治立场，一来说明他们开始意识到，政治民主化若长期停滞不前，最后必将损害经济发展。

其次，巫统党国威权的弱化，造成其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渗透与支配日渐衰退，对民营资本的压制有所松动。倘若企业界陆续出现政治上的转态，国阵一贯主打的稳定牌将会失效，并对国阵霸权带来莫大压力。

国家也是经济衰退根源

传统的说法认为，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手，稳定的政府更是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。1980年代学术界还流行一种论点，指东亚威权政体发挥了经济建设的助力。

然则，后续的研究纷纷显示，威权和稳定的政体不一定带来经济表现，不然埃及、朝鲜、缅甸早就成为经济模范。在经济发展上，有时国家可以成为推手和助力，但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具有贪婪和攫夺性格，对经济建设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伤害。

诺贝尔奖得主诺斯（Douglass North）就指出，“国家的存在本质上为了经济成长，然而国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根源。”事实上，并非所有威权政体都是有能力和大有为的政府。如果政治制度上无法抑制和抗衡统治者内在的攫夺个性，那么一个权力越大、越稳定，同时也越不受约束的政府，不只无法承担经济发展的任务，反而会沦为国民财富的最大攫夺者，如印尼的苏哈多和菲律宾的马可斯。

虚幻稳定对发展无意义

今日的马来西亚，已陷入攫夺型威权（predatory authoritarian）的局面。在政体形式上，我国仍具有威权特性，而支配这个威权政体的统治精英，论其精神与品格，则有浓厚与无穷的攫夺心态和宰制欲望。

从国家养牛中心丑闻、巧立名目的高速公路收费和AES私营化弊案，在在说明现有体制是威权与攫夺共舞，剥削与徇私并存。

由于政治上缺乏有效的民主制衡和权力监督，权贵精英的贪婪和攫夺欲望无法抑制，他们利用扭曲的政商钩结，不断向社会汲取财富与资源。透过政治上的笼络和酬庸，建立起庞大的扈从式政经网络，通过向朋党输送工程和合约，热衷于政治寻租、监守自盗，大肆剥削社会资源、盗取人民财富和滥用生态环境。

攫夺型威权的欲望无法穷尽也不会节制，自然不可能扮演经济成长的动力。诚如政治学者Peter Evans指出，“一个攫夺型国家不会有能力培育新的成长引擎”。

处于社会基层的小市民老百姓，首当其冲沦为被剥削和宰割的对象，至于中小型经营者，面对营商困境与制度不公，同样苦不堪言，现在连大资本企业家都意识到，虚幻的稳定对经济成长毫无意义，只有良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完善政府治理，进而优化经济体质。

由于这个攫夺型威权，是巫统党国体制的产物，一体两面无从分离，惟有政党轮替与民主化，才有望终结目前困境。我们不应奢望国阵会自我转型，只有政党轮替之后，才可能重组扭曲不当的政商网络，建构正常与合理的政商关系。

无法终结威权加速出走

民主化和政治转型之后，经济成长与否，胥视新政府的经建政策与治理品质，民主化后政策的制定过程因包容民意，也会延误决策效率。但是，民主政治至少能避免剥削、浪费与攫夺，同时增加程序透明和公平，以及减少政客和官僚的任意妄为，增加可预期性。这些制度理性和制度成长，是攫夺型威权无法做到的，估计也是企业界对政党轮替的期待与愿望。

如果本届大选，国人无法用选票终结攫夺型威权，我相信会加速一些企业与资金的出走，人材也会进一步外流。选票无效就只好用脚投票，以抗议政治转型的滞后与阻力。